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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眼球对眼球”的权利,有效防止冤假错案
作者:admin??发布时间:2015-06-27 09:37 打印 字号: | |
  (一)理念层面
1、刑事诉讼中追求实体真实,惩罚犯罪超越权利保障
我国刑事司法中职权因素占据重要地位,整个刑事诉讼过程正是依职权进行积极推动,我国的审判方并非消极中立,而是承载积极寻求真相之任务。虽然我国刑事司法中定罪量刑的依据是案件事实,但是将案件事实定位于实体真实,而且实体真实以客观为注解。虽然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了控方全面收集证据的职责,但是基于追诉立场对于被告人罪轻甚至无罪的证据被忽视甚至被隐藏。如赵作海故意杀人案中,起诉之时侦控方已经掌握其无罪的证据,比如死者身高、DNA的获取、赵作海供述与实际不符,但是仍对赵作海进行追诉最终以严惩态度起诉乃至最后的入狱。从证明模式方面而言,有学者归结为印证证明模式。该种证明模式强调法官进行定罪量刑需得到证据间的相互印证,注重证明的外部性而非内省性。(1)该种证明方式并不严格限制证据形式,证据间能够相互印证即可成为定罪之依据,而且印证的过程并不因被告人因素而阻断。我国《刑事诉讼法》第53条规定了证据确实、充分能够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在印证证明模式下,高标准的证明程度体现最大限度贴近客观真实之愿景,但关注实体并不意味着程序兼顾,实务恰相反,为得到全面印证则需要增加证据数量,进而侦查人员多样灵活取证手段获得青睐。也正基于惩罚犯罪理念,法庭对于控方提供书面证据及取证过程中侦查方侵犯被追诉者权利的行为持宽容态度。
2、有罪推定思想先入为主,无罪推定理念有待深入
我国刑事司法中习惯将被追诉者认定为有罪,正如台湾调查官所说,很多东方社会习惯有罪推定的思维方式。人们看到一地碎片,习惯性地认为那是一个碗,却不去考虑那是不是一个花瓶。(2)被告人有罪的理念反映在法律制度中则是我国制定了认定有罪的追诉体制,且该前提下法官并不能独善其身。如我国法律规定了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但这仅是表面意义上的无罪推定,即定罪的审判权归属人民法院。而不包含对证明责任、证明程序及审判过程中被告人应享有程序保障的内容。即使本次刑事诉讼法修改后,仍旧保留了犯罪嫌疑人如实回答的规定,并将坦白从宽政策合法化。享有审判权的法院也并非中立立场而是追诉立场。
实务中法院判决的基准是不纵而非不枉。有罪的理念使得法官心中先形成追诉轮廓,后凭借证据填充有罪拼图,即审判中出现证据与事实的错位。从近年出现的胥敬祥案、滕兴善案、李久明案中我们可以观知审判对不纵之关注。不仅如此,为了体现法律惩处犯罪决心,有罪理念可在我国公捕公审现象中彰显。如2012年3月31日项城市对41名涉嫌扰乱社会秩序的犯罪嫌疑人予以公开拘留逮捕,这些嫌疑人在广场之中身穿号服,身被捆绑,项带写有罪名纸牌蹲在广场中。在法院判决有罪之前,这些被追诉人已经在承担“羞辱刑”,未判决之前己被认定有罪。若审判者以有罪理念主导诉讼,那么即使给予被告人对质权,被告人对证据质疑则会被认为是有意辩驳而归咎于认罪态度不好,影响被告量刑。法庭以有罪立场并在有罪证据印证下,更可能忽略程序要义。如实务中刘文远受贿案,法院以未经法庭出示、质证的证据为定案依据判决其受贿罪成立。(3)法庭对程序地违背恰罔顾了裁判应有效用。
(二)立法层面
我国刑事诉讼中被追诉者的权利只有经过法律的认同才可得到保障。虽然国际社会普遍承认被告人的对质权,但是该权利并未被我国法律确认,即使2012年修正后的《刑事诉讼法》关于该权利仍未规定。
其一,我国法律未规定被告人享有对质权。2013年正式施行的《刑事诉讼法》并未规定被告人享有对质权,而同时施行的《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以下简称《规则》)第438条第4款规定,被告人、证人对同一事实的陈述存在矛盾需要对质的,公诉人可以建议法庭传唤有关被告人、证人同时到庭对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第199条规定讯问同案审理的被告人,应当分别进行。必要时,可以传唤同案被告人等到庭对质。《规则》关于对质规定从检控方角度而言是建议对质权,《解释》中关于对质的规定则是查明事实之需要,司法解释并未从被告人权利角度予以保障。
其二,保障被告人对质权实现的证据规则或原则缺位。在我国刑事诉讼证人证言形成过程中不仅包含了证人本身对事实的感知、记忆与整理,还包含了侦控方的转述。而且在追诉前提下,呈交法庭的笔录包含了侦控人员对证言内容的选取组织活动。侦控方以笔录形式提交证据显然具有传闻性质,认可该类证据即阻断了对证实内容的真实性以及获取证据过程合法性的判断,亦违反直接言词原则中证据替代品禁止要求和言词辩论要求。因此,我国不存在传闻证据规则,也仅实现了部分直接言词证据原则。
其三,关于证人的理解。我国《刑事诉讼法》第60条以知道案件情况作为界定证人的标准。而第48条将证据分为8类,而证人证言与被害人供述、鉴定意见并列为证据类别。从我国法律规定来看鉴定人、被害人、侦查人员等皆被排除于证人范畴,这亦区别于国际公约中关于证人的界定。(4)观之我国规定,仅在《解释》第199条明确同案被告人之间可对质。侦查人员由于其身份影响,不出庭作证被学者称为我国一大怪状。
其四,保障质询充分有效的制度有待完善。被告人实现对质权不仅需要法律的规定,证据规则的保障,还需要相关制度的铺垫。其中包括庭前知悉证据内容,获得律师帮助和庭审中对质对象出庭。我国有相关制度,但缺乏保障机制。
(三)司法实践层面
1、庭审中证人不出庭,证据多为纸质
证人不出庭问题一直是我国刑事审判的顽疾,虽然我国1996年刑事诉讼法已倾向建立控辩式庭审方式,但是证人不出庭使得法庭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为书面证据。而证据书面形式缺乏信息多样性及鲜活性,对于控方提交证据形成过程、证据真实性都存在疑义但却无法质问,至今我国的控辩式庭审方式并未实质形成。不管对证人证言是否有异议,在我国刑事诉讼中证人几乎不出庭。而在以往办案中,侦查机关对派员出庭积极性不高,甚至不配合,普遍存在畏难情绪。庭审中除却被告人缺乏其他言词类证据提供者,进而整个庭审异变为对被告人的讯问,被告人的对质权无从谈起。证人证言都是通过控方宣读的形式包括全部宣读和摘要宣读进入到法庭之中。由于难以从纸质证据中发现不实或程序缺陷,因此发生错案机率较高。如湖北徐浩故意杀人案,襄樊市中院认定徐浩犯故意杀人罪成立的依据是被告人几份招供笔录和证人马东、张贤勤等人的讯问笔录,庭审中虽然辩方律师多次申请证人出庭但都未支持,且庭审时关键证人张文华潜逃,被告人不能实现对质。有学者对我国发生的50起错案进行分析统计,发现导致错案的因素中虚假证人证言占20%。(5)证人数量很多,但是正如学者所言我国提供证言者向侦控机关作证却不向法庭作证。(6)审判过多依赖纸质证据是对辩方防御权的忽略。
2、辩方庭审中处于被动地位,举证能力薄弱
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第49条规定,公诉案件中检察院承担被告人有罪的举证责任。即检方不能提出证据或者证据达不到法律要求时承担败诉风险。虽然辩方不承担无罪举证责任,但是针对控方指控,辩方需要对其提出证据的证据效力及证明力大小进行质疑,而质疑方式不仅仅是通过查阅卷宗寻找矛盾之处,具有实效的方式是调取有力证据质疑控方证据,这即显现辩方举证的重要性。而观之实务发现辩方举证能力薄弱,产生这种状况的原因主要是立法未赋予辩方调查取证权,辩方调取取证时多被拒绝又无保障机制;而且律师调查取证风险大,弄不好会戴上伪证罪的帽子;再者辩护律师申请检察院、法院调查取证,多不能实现。特别是与辩方立场相对的检察院,申请其调取有利辩方的证据无异于与虎谋皮。辩方提供反驳控方证据有限,加之在印证证明模式下,法官作出判断的主观性依据侧重于公诉机关的证据,根本不采信辩方证据。进而在庭审中被告人和辩方无力异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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